1935年9月，在四川与甘肃交界的草地上，徐向前和陈昌浩面临着红军队伍去向的重大分歧。尽管风雪、饥饿和疲惫困扰着他们，但更难处理的是红军主力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。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主张向南，而中央红军则坚持北上。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核心人物，徐向前是总指挥，陈昌浩则是总政委。根据军事常识，两人有能力提出不同的方案，但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。

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作战已久，拥有较多的部队和独特的装备补给条件。由于张国焘在军中威望很高，很多干部和士兵习惯于服从他的判断。虽然徐向前和陈昌浩对中央北上的方向并非全然反对，但单凭个人意见难以改变整个方面军的行动。在分歧出现时，两人电告张国焘，认为不宜分散主力，支持北进。这表明他们并非主动选择与中央对立，然而张国焘坚持南下，最终红四方面军改变方向。

这一决定，对徐向前和陈昌浩来说，不仅仅是军事调动，更是涉及党内团结与红军未来的重大选择。他们服从上级决定，因此卷入了之后的一连串政治和军事风波。更大的危险随即到来。中央红军北撤时，红四方面军未完全掌握情况。前线部队发现中央红军离开，急电询问是否追击。徐向前明确回应：“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？”这不仅表明情绪上的反对，也显示了他对红军内部敌对武力冲突的反对。

作为总指挥，徐向前需对部队行动负责，而陈昌浩在这时作为总政委则需做出政治决定。陈昌浩最终下令，禁止部队对中央红军开火，确保行动统一。这一决策避免了红军之间的武装冲突，体现了两人的党性与对红军整体利益的重视。

但因相似选择，他们后来的道路却截然不同。历史并不是简单地看一次表态，每个人的职务、经历和状况都会在关键时刻产生影响。1936年，西路军渡黄河并向河西走廊发展，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，部队遭受重创。徐向前作为军方重要负责人体验了这一切，而因身体原因，陈昌浩无法始终与部队同行。西路军失败后，陈昌浩在甘肃和陕西一带辗转，1937年中旬才回到延安。

这段经历改变了陈昌浩在党内的地位，他不再承担原来大部队的领导职责。而徐向前回到陕甘根据地后继续保持军事影响力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承担重要指挥任务，逐步展现其军事才能。陈昌浩后来多从事理论、翻译和教育工作，而徐向前则继续参与国防建设，最终被授予元帅军衔。

因此，陈昌浩与徐向前并不是因为一次选择而被划分为不同类型的人。他们在红军中面临巨大压力，并在关键时刻守住底线，尽管最终却因为身体状况、组织地位和历史任务的不同，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。同样的岔路口，作出相近的决定，人生却未必抵达相同的终点，这正是历史的复杂之处。